呼唤人性的医学 ——对医学人性化和人文化回归的企盼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September 2002, Vol, No.9, Total No.256

 

                       ——对医学人性化和人文化回归的企盼

       

何裕民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0032)

 

 摘要：当前，在医学领域尤其是临床医疗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人性淡漠”趋势，这一现象令人十分担优，它不仅将严重阻碍医学自身的健康发展，而且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列举了当今医界带有普遍性的“人文精神贫乏症”的种种表现，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个人的诸多原因。最后发出了“人性医学回归”的强烈呼唤，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且有现实意义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人性淡漠；人文精神；回归

中图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 (2002 )09—0012—04

 

也许，这题目过于刺眼，唐突，且有哗众之嫌，但确非庸人自扰。这原本是一个最基本的医学命题，然因为忽略人的基本需求等相关问题在临床上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而许多医界人士却还常以科学性、高技术性自诩，就是视而不见对人性的淡漠，以致成为当今一大医学症结。至少，笔者在临床过程中及与医学圈内外人士交流时，时时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一次中型座谈会上，一位京城从事管理的朋友告诉我们他的切身求医体验。他因怀疑自己有糖尿病，而去某赫赫有名的大医院，找到了鼎鼎有名的这方面的权威求助，先后一共两次。他仔细地回忆起当时的过程，第一次，那位权威一共接待了他十分钟左右，其中对话的时间大概30多秒，只是很简单地问了些问题，然后在剩余的近10分钟时间里， 该权威共填了23张化验单，最后关照他怎么怎么去做这些化验! 什么时候再来找他。第二次，求诊时间大约12分钟，权威用了近10分钟在一张张看化验单，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然后有约1分半钟在写处方，开了四种药，又用半分多钟简单介绍了服用方法，整个治疗便结束了。两次总共对话不过10来句，而费用却近2000元(不含药费，仅专家号加检测费)。在整个过程中，权威态度和蔼中带有一种让人感到威严的冷峻。很显然，这位医学权威所做的，从一般眼光来看，非常符合某些规程规范。医学就是科学，既然要作出明确的疾病诊断，就需要充足的“证据”；自然需要尖端诊疗技术，需要尽可能多地检测。这在许多人眼里，似乎非常合理，无可挑剔。然而，我们总觉得，在这一过程中少了些什么，而这少了的也许正是医学的核心内容。至少，这位求医者就感觉到很不满意。                              

    也许，上述的例子过于典型，但类似的问题却非罕见。笔者临床主要从事中医肿瘤治疗，曾亲遇这么一个事例：一对中年夫妻前来求诊，丈夫是个晚期肝癌患者，来时其神情沮丧，一言不发，眼眶通红；妻子则啼哭不止，哽咽着说，他们刚刚花了80元钱，挂了个名专家号，专家看了看他们带去的片子，只是说，最多两个月时间了，化疗、介入都没有意义了，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别再费心治疗了。说完，拂拂手，示意他们退下。顿时，夫妇俩相拥痛哭，泪流满面……也许，这位专家并没有说错什么，从统计概率来说，晚期肝癌患者的生存期确实非常有限，90％是在三个月以内，但这种重视概率的科学性之同时，似乎又掩盖了什么……。这个病人后在病友的劝说下，找到了我们，以后通过中医突出的调治，有一定生存质量地整整生活了近两年。两年后，因意外刺激，盛怒之下引起消化道出血诱发肝昏迷致死。而这两个月与两年之差，也正凸现出只讲科学性与同时兼顾人性的医学之本质差异所在。渴望生存是人的本性，对于那些有难治之症的患者，是默认事实， 消极应对还是有所作为，至少有所安慰，也正折射出医护工作者对人性的根本态度。如果因其必定要死就放弃治疗，那医学的任务就简单多了，因为谁都难免一死。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个经典的故事。毕竟，人之性，莫不喜生而惧死，莫不喜吉而恶凶。                                

    笔者曾于2000年12月与上海癌症俱乐部袁正平会长作为嘉宾应邀同赴济南山东教育电视台做健康类直播电视节目，进入直播大厅，一对中年夫妇认出了我们，直上前来握手致谢。原来，男的是位军医(内科大夫)，1995年因患肝癌行切除加介入治疗后，一度很好。1997年7月查出肝癌复发，被当地某医院判了“死刑”! 彻底失望之余，赶赴上海癌症俱乐部求助，企能有一线希望。正好，第二天我有个针对肿瘤患者的健康讲座，会长就介绍他俩来听听。当时，我曾讲到，患了癌症，别轻言放弃，当丈夫生了癌的时候，妻子不妨多多关爱他，多多用心轻柔地抚慰他，不妨多说一句“我爱你”。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她俩就是用这种升华了的爱，同时结合中西医治疗，又一次走出了厄境。那位军医流着泪说，这些年，就是妻子的爱，帮助我挺了过来。而妻子则不好意思地说，就是医师的一席劝告，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希望，也找到了对策。他们还讲述了许多他们夫妇之间的感人故事，令当时在座的电视台工作人员及群众演员莫不动容。导演当即决定，把这段活生生的精彩事例插播进去。结果，播出后效果出奇的好，反响很大。我想，这大概可以说是医学“科学性”之外的某种“魔力”在发挥作用吧! 因此，爱是无法纳入生物科学之列的，而这个患者之健康，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爱”的力量起着关键作用。

      淡漠人性的临床遭遇其表现类型多种多样，如只注重躯体症状，忽视患者的精神心理

及众多其他需求；只注重生物学手段的治疗，放弃诸如心理、行为等手段；对一些有风险的医疗难题的推诿、拒绝，对责任的回避；对贫困患者的歧视，对高龄老年患者就医权的忽略，以及十分常见的医患对话中医师“惜语”，不愿作出必要的解释，不愿多与患者进行语言沟通等等，均属其类。说句极端的话，反科学、反人类的邪教“法轮功”之所以能蒙蔽部分群众死心塌地地走上不信医学信邪门，不看病吃药而迷信邪教的歪路，与今天的主流医学在一定程度上漠视人性，许多医疗行为与人们多方面的综合需求相悖较远，而另一方面，李洪志之流却能娴熟地运用邪教空洞却能打动人心的手段，蒙骗部分群众，使其某些需求得到虚幻的满足有关。此外，今天的许多医疗纠纷，也常常起端于对人性的淡漠。因此，要求医学，特别是临床医疗回归人性化的基本轨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实，就医学本质而言，不管把它定义为是一门(或一种)科学，一项综合的应用技术或技艺，还是视作为一类知识，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其核心目的只有一个：满足人对康寿的需求。而人对康寿的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这些不同的需求缺一不可(或许对不同的患者，在不同的状态下，各种需求的迫切性有所不等)，且可相互影响。从临床来看，医

患之间相关信息的充分沟通，情感的正性交流，以及对患者而言精神的慰藉、情绪的稳定、希望的存在、人格的尊重、相关权利的确保等，都是至关重要的。有时，这些需求的满足与否，其对个体康寿的意义一点也不亚于躯体有否障碍或病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自身康寿与否对个体来说，很大程度也是个带有情感及认知色彩的自我评价及自我体验过程。因此，医学，特别是医疗行为必须充分兼顾这些，自是不言而喻之事。正因为这样，关于医学的定义，就有了诸如技艺、仁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众多称谓。

      很显然，传统的希腊医学，关护“人性”特征非常明显。古希腊圣贤的格言：“知道

是谁生了病比知道他生了什么病更重要。”可说是这一精神的典范。传统中医学，这方面做得更为突出，不仅“大医精诚”中体现了这一点，大凡杰出的古代或近代临床大师，无一不关爱“人”，着眼于活生生的人。他们关注对象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包括他的喜怒哀乐。中医的临床诊疗——特别是望闻问切之诊断方式，虽然传统，但却是医患交流过程中，医师直接从患者获悉信息的重要手段，其必须有赖于医患充分的沟通、交流。而在这过程中，患者体验到了自己被重视、被尊重，哪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引起对方(医生)的关注在意，患者的多种需求也随之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满足或部分满足。如果这位医师还是个认真的好医    师，有一定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心身医学素养)，那么，医师的问和切又是种更直接、更亲切的交流，语言对话(问)和直接接触(切)这些过程本身就是一帖帖良药，有助于患者对康寿之需求的某种满足。因此，在我们看来，即使是现代诊疗手段再发达，相关的技术及设备再先进，西医中传统的视触叩听及中医的望闻问切等都无法取代。特别是其中的问诊，本即包含着医患之间丰富而重要的信息交流，它起着十分重要的沟通作用，而这一过程从根本上说，体现着对患者人性的尊重和关注。相比之冷冰冰的患者与检查设备或化验结果之“对话”，这些传统方法更体现出医学的真谛——关爱人，关心他的健康及与之相关的方方面面。                          

在我们看来，目前，医学中对人性的淡漠有加甚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把医学看作是单纯的科学技术，有意无意认定所有的医学问题仅凭借高科技就能完全解决，一切依赖于高科技，以致于出现奈斯比特所称之为的“科学的傲慢”之态度，沉湎于唯科技论而忽略患者的种种其他需求，是主要原因之一。“医药越是具有高科技含量，人们就越是对另类疗法感兴趣”，奈斯比特在《高科技、高思维》一书中指出的这一大趋势，正是上述偏见的结果。其次，受西方传统的纯生物医学模式之禁锢，也是一大原因。这种禁锢，直接导致了今天的医学界普遍患上了人文知识贫乏症、严重的人文精神贫乏、相关的知识营养不良，只知道细胞、基因、指标，导致了冷漠的白衣战士，导致了冷漠、呆板、僵硬的一代白衣大夫。再加

上中国社会本即缺乏宗教生根的土壤(严复语)，宗教的人文关爱精神先天不足；因此，同样迷信纯生物医学模式，在宗教精神发育不良的中国，其后果(指对人性的漠视)更为严重。                    

    再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心理学视作伪科学而将其贬入冷宫，又把活生生的哲学僵化了、凝固了，以致人们有意无意远离这些科学。在西方，一个医学博士，很可能还带有哲学博士的头衔，而在中国，在我们的大学课堂上，医学生们又有多少对哲学真的感兴趣?瑟曼曾经这样说过“古印度有内科学，指的是心理学与哲学，其实这两项是科学的王与后，

他们详尽的医学体系，远比同时代的西方医学进步得多”。因此, 对心理学及哲学的陌生也加甚了人们对人性的漠视，以致出现了跛腿的医学。(指仅依赖高科技的纯生物医学)。       

   还有，处于改革开放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医学、医疗的功能定位模糊不清也是一大原因，医疗在公益和功利之间摇摆。再加上部门利益驱使，有意无意助长了纯科技论、纯指标论。

记得很长一段时间，医院考核医师的重要指标就是就诊人数，按人数计工作量、计报酬，这种简单的管理方式，异化了医疗的功能，把医疗职业等同于一般机器化的工业大生产，这绝不可能促使医生真正关注病人的多方面需求。而在海外，据笔者所知，许多诊所是规定初诊及复诊病人最少诊疗时间和半天最多求诊人数的。笔者在伦敦郊区几家诊所看到预约病人每次诊疗(不包括检查，仅指医师问诊和查体)不会少于20分钟。而我们的一个专家，一天上午看60、70号者比比皆是，这种看病与上火车站买票差不了多少。更因为利益驱动，许多医师最愿开化验单、检查单，CT、核磁共振一起上，有些肿瘤患者X光片3天一查……，以致上海某家精神病院对所有求诊者有硬性规定，预检时就必需做完全套常规检查(费用每人200多元)，至于这是否真的为病人所需，那是另一回事。至于对患者躯体、精神及经济上的负面影响，那更无暇顾及了……

    最后，新近出台的医疗事故取证制度对此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至少，它使得医师瞻前顾后，首先考虑自己的医疗行为安全，而病人的最大利益被有意无意地搁置一边，对此，也

应引起重视。

总之，造成医疗中对患者人性的漠视原因很多。我们不能仅从医德、医学伦理等较狭隘的角度作出分析。                  

   鉴于当今医学对人性的远离，从事医学辩证法等教学的工作者有责任挺身而出，应大声疾呼：呼唤人性医学的回归。除呼吁呐喊之外，我们还应做些促使回归的有益之事。其中，改变人们对医学的基本看法，纠正医学纯高科技化倾向；摈弃纯生物医学模式，引进心身医学、行为医学等学科知识，都是重要的环节。而医学的人性化和人文化又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加强医学教育领域人文学科的研究、教育与普及就具有重要意义了。其中哲学首当其冲，伦理学、美学等亦有重要意义，就连诸如佛学等的宗教也有它一定的正面效应。它至少使业医者能具备基本的宗教尊重人性，注重仁慈，善待他人，善于精神关怀等积极意义。我的几位硕士、博士生中，有部分有佛学信仰，他(她)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体现出的对病人的关爱、对病人人性的呵护就明显优于其他学生。           

   加强对当今医学生语言交流、表达能力的训练、培养也至关重要。语言既可致病，又可

治病，而善于关爱人性的医师，他的最重要的武器，也许就是语言。非常遗憾的是，当今临

床，年轻医师这方面的能力不强，又未能充分意识到语言这一工具的重要性，以致明显影响

了医患交流，影响到医患之间良好互动关系的建立，而这一切，又是实施有效医疗的前提条件。因此，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已刻不容缓。         

    最后，作为对策之一，笔者认为适度地加大对医疗市场的开放，包括加大引进国外的医

疗机构，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竞争实际上是最好的手段，合理、有序的竞争会促使医疗行

为逐渐步入正轨，因为适者生存。而适者一定是满足了病人综合需求，尊重其人性的医疗模

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患友的认同，从而立稳医疗市场。笔者与一些同仁通过创办股

份制医疗机构，着力进行这方面尝试，对此深有体会。          

    总之，就像奈斯比特在为《高科技、高思维》一书中文版作序时所说的那样：“科技越多地引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越想寻求高思维(他指的高思维是研究生活情趣、人性、关爱精神等与高科技相对应的东西)的平衡，寻求人性的稳定”。医学及医疗领域尤其如此，高科技能给人们所追求的康寿带来莫大的便利，而若能同时加强对人性的关爱、呵护，在整个医疗过程中，努力做到“寻求人性的稳定”，不仅能促使相关的高科技更好地发挥祛疾促康寿功效，而且还能使医学和医疗成为人们所真正喜爱的(而不像今天很多人一听到的医院就有一种异样的恐惧感)服务性项目，成为现代生活中人人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者简介：何裕民(1952—)，男，浙江义乌人，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医基础理论、心身医学、医学文化、肿瘤临床研究。

收稿日期：2002—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