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的再詮釋－顧炎武對《春秋》及《左傳》的詮釋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    古伟瀛
内容提要：清代的史学大师章学诚(1738-1801)曾说过:「史之大原, 本乎《春秋》, 《春秋》之义昭乎笔削…. 」。《春秋》一书是中国史学的起源及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且是孔子唯一所写的经典,两千年来不少学者对此书有相当多的研究; 而《左传》是否是对《春秋》经的解释也有不同的说法, 或谓其为解经之书, 也有是说乃《左氏春秋》, 遭后人加入解经之内容, 晋朝的杜预对于《左传》的批注是历史上最著名也最权威的注, 但历来也有不少补充及修正。本文拟就明末清初的大儒顾亭林(1613-1682)对《春秋》及《左传》的认识及其解读、补充进行深入的探讨, 就其在《日知录》第四卷及《「左传」杜解补正》二书中对于《春秋》、《左传》二书的解读,更重要的是要探讨顾氏在这些诠释中所蕴涵的一些对于明亡清兴以及当时学术的看法。另外,也就顾氏之解经来反省中国经典的再诠释所蕴涵的意义。                                                       
关键词：顾炎武,春秋,左传,日知录,经典,诠释, 杜预, 左传杜解补正
一、《春秋》及《左傳》
孟子提到《春秋》有好幾次：「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史記》也有相關記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剌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
學者指出, 截至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為止, 《春秋》及《左傳》之間, 從經文角度來看, 直接由後者解前者的約有一千三百條, 與經文關係密切的有一百多條, 兩者關係不大的有三百條。而在解經的多數條目是通過補充事實來幫助人們理解《春秋》。而且更有從後者直接評論前者的兩條, 一條是魯成公十四年;另一條是魯昭公三十一年, 兩者有類似之處:
故君子曰: 《春秋》之称, 微而显, 志而晦, 婉而成章, 尽而不行, 惩恶而劝善, 非圣人谁能修之?
故曰:《春秋》之称, 微而显, 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 善人劝焉, 淫人惧焉, 是以君子贵之。
朱熹云:「以三传言之, 《左氏》是史学, 《公》、《谷》是经学。史学者, 记得事却详, 于道理上便差: 经学者, 于义理上有功, 然记事多误。」
二、《日知錄》所談《春秋》及《左傳》
現存最古的《左傳》注釋是晉代杜預(222-284)所作的《春秋經傳集解》(後人簡稱之為“杜解”或“杜注”)。在杜預以前,東漢經學家賈逵、服虔等曾經注釋《左傳》。在南北朝時期,南北經學也有分,對于《左傳》,北方用服虔注,南方用杜預注。唐初孔穎達等作《五經正義》,于《春秋左傳》則取杜預為標準。從此以後,漢儒賈、服等人的《左傳》注逐漸散佚,唯有殘篇散見于古書的注疏中,而杜預注遂成為《左傳》的唯一存在的古注。
   即然學者研究《左傳》的唯一完整的古注,自然它就成了解釋《左傳》的一個權威。正如歷史上的一切權威都免不了遇到挑戰一樣,杜注也層先後遭到過不少學者的這樣或那樣的批評,不過,直到明代為止,學者們的批評對杜注並未起到多大的震撼作用。到了清代,學者們對于《左傳》杜注的批評,就其作品數量之多,涉及方面之廣與考語分量之重而言,都超過了前代。
如所週知, 顧炎武對於明末王學末流所造成的流弊十分不滿, 尤其是明亡清興,他更以為此亡天下之痛與王學的空疏頗有關係, 因此很自然地對於「微言大義」十分反感, 根本上要認清事實,對於《春秋》的解釋, 自然以《左傳》為主,除了《左傳杜解補正》, 在他自以為將來必流傳的《日知錄》的第四卷中,有七十七條雜記與《春秋》有關,其中又多是討論《左傳》的。
《日知錄》在顧炎武時代即已出版了八卷本, 但是顧氏自稱完成了三十餘卷, 不過在顧氏去世後, 去弟子潘耒鑑於他親身經歷其兄的文字獄及當時之嚴峻氣氛, 自行將內容刪除, 後來是以三十二卷本行世的, 但其中被刪的內容後來經黃侃摘出, 在台灣以《原抄本日知錄》出版, 其中最主要的夷夏之辨之部份, 在稍後將有討論。首先討論在三十二卷本的《日知錄》中的第四卷有關春秋及左傳之部份。劉家和指出第四卷的主要內容:
…而研究《公羊传》(9条)和《谷梁传》(5条)的总共才有14条。在其研究《左传》的63条中, 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左传》研究当时历史的, 也有少数几条直接研究《左传》文献本身。不过, 他又认为, 研究《左传》和研究其它经书一样, 必自文字训诂之学入手, 读懂了书才能知道书上所说的事, 知道所说的事才能懂得其中的道理。
從《日知錄》中可以看出, 雖然顧氏對於《左傳》的歷史價值相當肯定, 但卻不太願意將其看成對於《春秋》解釋的權威性。 在卷四第二條〈春秋闕疑之書〉中, 顧氏即已指出孔子對歷史文字的尊重,「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 聖人不敢益也!」 例如《春秋》記魯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 日有食之; 僖公十五年夏五月, 日有食之。《左傳》都以為是史官的漏記。但顧氏以為:「以聖人之明, 千歲之日, 至可坐而致。豈難考歷布算, 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況於列國之事, 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也提出《左傳》與《春秋》之間非傳經的關係:「左氏之書, 成之者非一人, 錄之者非一世, 可謂富矣! 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 史之所不書, 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 對於左傳, 則有較大的解釋及補正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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