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经传的怀疑与否定中的论说方式

  
儒学经传的怀疑与否定中的论说方式
——以王阳明、陈确的《大学》辨正为例
陈立胜
中山大学哲学系
一
《大学》原系《礼记》普通的一部分，因二程的极力表彰而享有“圣人之书”、“入德之门”的封号。朱子更视之为儒学之第一门径，并一度给出《大学》→《论》→《孟》→《中庸》→《诗》→《书》→《礼》→《乐》→《易》这一详细的读书次第。他重订章句，分《大学》文本为“经”、“传”两部分，并补缀以“格致传”。于是便形成了“三纲”、“八目”、“三纲释文”、“八目释文”这一完整的《大学》文本结构。《大学章句》由此而收纲举目张之效用。《大学》终与《论》、《孟》、《庸》并列，钱穆云：
 自朱子以来八百年，四书成为中国社会之人人必读书，其地位实已越出在五经之上。而读四书，则必兼读朱子之论孟集注于学庸章句，已定为元明清三代朝廷之功令。
《大学》及朱子之章句成了儒林必读之经典，由此可见其一斑。
因此，对《大学》及其朱子章句之怀疑或否定，即意味着对其圣经地位、对其权威性之挑战。在信仰共同体内，对某一圣经之挑战，都面临“大不经”之指责。换言之，对经典文本的“经典性”怀疑与否定本身就面临着其合法性的辩护问题。在这一辩护过程中，人们往往会诉诸一些塑造、孕育该经典的传统资源，这些被诉诸的传统资源要比所要怀疑或否定的“经典”具有更高的“合法性”，在这种意义上，说明某个文本不是“经典”实际上需要给出比所要否定的“经典”更加经典的理由。也就是说，对“什么不是经典”的论说，同时也必然涉及“经典是什么”的预设。因此，尽管对什么是“经典”之问题，似乎很难找出一个经典性的定义，但对于怀疑与否定经典过程中的论说方式、措辞方式的考察，或可对从“负的一面”领会什么是经典有所裨益。
基于以上的考虑，我选取王阳明对朱子章句的怀疑与陈确对《大学》本身经典地位的否定为分析之个案，并把研究的旨趣限定于“论说方式”的考察上面，如此，改本之合理与否的问题，义理阐释的得失问题，皆因与论旨无涉而存而不论。
二
 阳明对《大学章句》的怀疑，“年谱”曾有一简明扼要之记述：
  先生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其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
阳明之疑，开始弟子并不能接受，甚至有“始闻而骇，既而疑”之反应。对此挑战圣经之权威地位所面临的严峻境地，阳明颇为自觉：
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尤，此其非病狂丧身，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其爱足就曾提出一系列质疑，这些质疑之理由恰恰点出了朱子章句合法性、权威性之所在，如此阳明的答疑本身亦必涉及合法性之辩护问题。
质疑之一是朱子之章句与传统圣经并无冲突：
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
阳明答曰：
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精一’ 、‘博约’ 、‘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强附会，非其本旨……。
阳明在这里并没有具体反驳朱子之训皆有所证据之质疑，而是诉诸“笃信”与“反求”之两种理路的区别，并称“笃信”固是，但其蔽往往落于“苟从”，故不如“反求”之切。同时把传训与经之“本旨”区别开来，进而将传统之“传”斥为“旧闻”，其合法性自然被大打折扣。而不苟从恰恰亦是朱子的态度，所以，不苟从朱子乃朱子本人之精神所当蕴涵之义。言外之意，不苟从朱子并不害其对朱子之尊信，并不违儒家尊圣、尊贤之传统。
依阳明看来，朱子分章加传之举反倒有改经、侮经之嫌疑，朱子认为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处，阳明恰恰持相反之见解，“古本”根本无脱误，其文字亦简单明了，无须画蛇添足以填传。但弟子对阳明轻视传注之做法亦有质疑，并当面求正于阳明：
“著述亦有不可或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
弟子把“传”的传统上溯至《左传》，并以小程子之言为传之必要性辩护，言外之意朱子之传有其传统之合法性。阳明除了重复上面所提及的本旨与传训的区分（“圣人作经之意”与“世儒之说”）之外，亦提出“予欲无言”之“孔门家法”问题，显而易见孔、孟二圣的权威性远远高于小程子。此“无言”与“删削”之“家法”彰现出儒家圣经之本旨（所谓圣人作经之意）：圣经旨在“正人心”、“存天理、去人欲”。如人心正、天理存、人欲去，一言以蔽之，如大道明，则《六经》不必述。“述经”、“明道”之目的不过在于“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而已：
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合删述之意。
透过此番骇世惊俗焚书之主张，我们不难看出，就“经”与“传”的关系而言，经重传轻。而就“经”与“道”关系而言，则经轻道重。就权威性讲，道-经-传出现依次递减之现象。阳明还从书写之“失真”以及言意之辨两方面论证此现象：
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述又将圣人所画，摹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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