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

 

 

外交学院    张历历

 

内容摘要：“历史认识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主要由于美国冷战政策的实施，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法西斯思想未得到彻底地铲除，日本社会民众中未能建立起正确的历史观。在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日本右翼想以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作为迈向政治大国的出发点，由此造成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的问题”。在日本冷战后长达十年的经济低速期中，日本右翼又利用这个问题凝聚人心，企图把日本引向他们希望达到的所谓振兴目标。对此，本文从理论上予以分析，指出该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严肃重大的政治问题，如何解决将影响中日关系未来发展，并提出了应对的5点建议。

 

关键词：中日关系，历史认识问题，发展过程，对策分析。

 

 

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的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从2002年7月到2004年元旦上午，日本首相小泉先后4次参拜靖国神社。此后不久又多次表示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①] 3月9日，在日本内阁通过了“有事法则”的七条法案的当天，小泉在国会会议上公开表示，参拜“是为了向战争阵亡者表示真诚的哀悼，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员，我认为这是一件极为自然的情感表现。”[②] 小泉首相的行为使当前中日关系的改善不断受到冲击和破坏，也使人们认识到江主席提出“历史认识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两大问题之一的论述的正确性。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也持同样看法，他在上任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正确对待和处理日本侵华的那段历史，始终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③] 鉴于“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性，对这一问题进行细致全面的研究，并从理论上深入分析，这会有助于我们找出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办法，促进21世纪的中日关系摆脱该问题的干扰并继续发展。

 

 

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所指的历史是从明治维新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段历史在第二世界大战结束后，已经由国际社会做了总结，下了“日本军国主义是侵略者，日本对外发动的是侵略战争”的定论。但时至今日在日本“不断有人在历史问题上制造事端，否认甚至歪曲历史事实，这些都极大地伤害了受害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的感情。”[④] 所以，今天产生的就是针对有人要翻侵略战争的铁案要重新评价认识这段历史的问题，这一问题被称为“历史认识问题”。

从这一界定来看，在国际关系中，在遭受法西斯国家侵略的国家和原侵略国之间对这段历史产生分歧和不同认识，都应该归属为 “历史认识问题”。法西斯国家有三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三个国家都侵略了几个或十几个国家。如果出现“历史认识问题”，应该在国际关系中形成有较大影响的问题。但我们看到的是，在战后50多年时间里，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责任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承认那是反人类的罪行，是侵略战争，承认对周边国家犯下了滔天罪行，不谋求翻历史的铁案、定案。以德国的态度为例，1970年12月7日上午，西德战后第四任总理勃兰特对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跪，承担历史责任，表示深刻忏悔。他因此获得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2000年12月6日中午，统一后的德国第二任总理施罗德来到该地，向犹太人纪念碑献花圈，并为附近的勃兰特纪念碑揭幕。德、意两国在如何认识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历史的问题上和被侵略国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也就没有和相关的国家关系中出现“历史认识问题”。

而唯独日本自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屡屡出现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及发动的侵略战争，不肯承担历史责任，翻历史铁案的现象，由此引起国际间和有关各国发生如何正确对待这段历史的国际问题。这里就需要认真的分析为什么在德、意两国基本上没有出现历史认识问题，而这个问题会在日本出现？日本本身有什么特殊性或特殊因素呢？

众所周知，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建立了封建资本主义混合政体，并逐渐走上以对外侵略为基本国策的军国主义道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后起，弱小、先天不足，为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日本统治者在对外侵略中特别强调发挥思想意识的盲从鼓动作用。从1869年起，明治政府就设立招魂社，后改称“靖国神社”，把为侵略战争卖命的人奉为“民族英雄”、“社会榜样”进行祭祀，号召效法。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形成的以天皇制为框架，以国家神道、武士道为精神核心，以走军国主义道路，对外扩张、对内独裁为基本国策这样一套法西斯侵略思想体系和国家制度，并毒害了几代千百万日本人。

但由于战后初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发展迅速。特别是亚洲东部中国大陆上，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正在进行浴血奋战，对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声称要“防止共产主义在欧洲和亚洲蔓延”，这就是“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它正式宣告了反法西斯战争同盟的破裂，标志着“冷战”的正式开始。[⑤] 此后，美国的对日政策从占领初期对军国主义势力及思想采取了相当严厉的镇压态度开始转变，而将“共产主义的威胁”视为主要敌人。

另外，在美国对日政策转变之后，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未能清算。

这使不少日本人认为，天皇作为最大的一名战犯，国际社会都未能追究其战争责任，那么一般的人就更不用承担战争责任了。这个情况从而对日本人认识战争的性质影响很大，大大减弱了日本人的负罪感和谢罪意识。由于以上原因，日本战后历届政府及社会主流均未能采用建立正确的历史观。本应该从战争历史中汲取教训的日本，不能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好下一代。而一些军国主义分子，由于战前的“皇国史观”根深蒂固，至今仍在宣扬那场战争是维护日本“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美化侵略历史，对下一代隐瞒、歪曲历史真相。

而当7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实力剧增后，日本右翼势力认为可以通过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案来为日本将来的发展提供暗示和引领作用。这些人认为“否定侵略就是否定自民党政治，否定侵略战争就是否定他们自己，谢罪就是给日本脸上摸黑。[⑥] 所以，从此时起，过去存在于社会之中还有些偷偷摸摸地否定历史责任的活动逐渐浮上表面。1978年，靖国神社利用举行秋祭的机会，把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偷偷弄进靖国神社。从此，参拜靖国神社和为战犯招魂密切联系起来。把甲级战犯当成英雄或对国家有功的人让后人祭拜，这可以说是否定二战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80年代起，以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为基础，日本的国家战略开始从实现经济大国迈向为实现政治大国而努力。1982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上台不久就打出“战后总决算”的政治口号，次年又提出要为建立西方安全体制、世界经济重获活力做贡献，为协调南北关系承担义务等对外政策三大目标，并在1985年明确提出，今后要在“世界政坛中扩大日本的发言权，不仅要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份量，而且要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

在这种对外战略转变的指导下，日本统治阶级需要在各方面找到实现的途径，其中取得日本国民的认同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而在增强民族凝聚力、认同感上，对民族历史形成共识是重要纽带。由于前述的原因，战后日本社会中，并未能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侵略历史予以全面否定，社会上存在着肯定、否定、认识不清和混乱这样四种历史认识。而日本右翼和部分政客认为实现政治大国目标需要在国民中间培植日本民族在世界上是优秀民族的优越感，而承认侵略历史将会给自己留下一条不光彩的尾巴。他们无视其他国家和民族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所蒙受的巨大痛苦和损失，宣传那场战争是把亚洲人民从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圣战”怪论，翻侵略历史的铁案。这样从80年代开始，利用日本政治制度中的“教科书审定制度”，连续制造了“1982年、1986年两次教科书事件”、“1985年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给日本和亚洲各国的关系造成损害。

冷战格局瓦解使日本社会受到严重冲击，发生了令人难以预料的转变，长期积累的泡沫经济破灭。从1992年起，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年的低迷，并不时出现负增长。政治上，1993年结束了执政38年的自民党体制，而进入了一个多党纷争的阶段，90年代的10年换了9位首相。社会上天灾发生，人祸不断，邪教暗行，造成人心涣散，缺乏自信，国际地位有所下降。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国内的政治势力分化复杂，左翼政党衰退严重，过去具有的牵制右翼政党的作用下降。而右翼势力有扩大的趋势，他们为配合国际上美国单极体系的构筑，不断提出“为世界做贡献”（海部俊树首相语）、“日本要为建立世界新秩序做贡献”（宫泽喜一首相语）“成为国际国家”（新民党党首小泽一郎语）。以自民党为首为主建立的桥本、小渊、森喜郎、小泉几届多党政权，其对外政策的显著特点是利用经济外交“重返国际社会”，而且加快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谋求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享有与世界上各大国“平等的地位”。而在国内政治的表现就是为谋求成为国际大国进行法律、舆论准备，这个“国际大国”实际上就是具有对外有战争权、军事干预权的军事大国。所以，从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海外派兵法案”以后，几乎年年都有摆脱“和平宪法”基本框架的具体法案通过，想使“和平宪法”空心化。据称，如果现在进行修宪，日本国会议员的70％以上会赞成。在这种社会趋势下，日本政治社会生活中，右翼势力日益膨胀，他们寻求突破的中心就是历史认识问题，为侵略历史翻案的事件屡屡出现，不断洗刷战争责任，企图以篡改历史来达到宣传日本是优秀民族、自明治维新后走的对外侵略之路是正确的选择等，以把国民精神凝聚在日本右翼提出的政治路线之下，以达到他们认为的重新振兴日本的目的。

 

 

虽然日本国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有人不断地翻历史铁案，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和言论也不断出现，但由于在1972年以前中日邦交尚未正常化，1972年以后到1982年第一次教科书事件以前这类事件没有上升到政治层面，所以并未成为中日关系中的重大问题。

而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中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问题，对中日关系造成波动和影响，始自于1982年的第一次教科书事件。此后，连续出现了1986、1997年几次重大教科书修改事件。“其实，20多年来，日本对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作各种篡改从未停止过”。直到2003年2月又出现日本政府删掉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具体数字的恶劣做法。[⑦]那么，为什么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在国内制造的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会成为中日关系中的重大政治问题呢？因为，“历史认识问题”：

1.       不是日本内政，而是涉及曾经被侵略的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的国际性问题

日本在半个世纪前结束的长达几十年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屠杀的是他国人民而非本国人民，侵占的是他民族的土地，掠夺的是他国的资源。日本侵略了其他国家，并在他国领土上制造了屡屡惨案、欠下了累累血债，对其他国家犯下的罪行就需要负责任。这段历史是侵略别国的历史，而非纯粹的国内战争行为，因为它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国际上进行的侵略战争，涉及到许多国家的人民，所以是个国际性问题。

有人说，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是日本的内政，但是由于教科书涉及的内容是日本侵略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历史。所以，对这段侵略历史的任何篡改都不只是日本的内政。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把日本侵略中国说成是对中国“进出”，把日本侵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军队抵抗的结果等等，这明显是对史实的歪曲，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是对历史极端不负责任。日本没有任何权力对中国“进出”，中国人民出于维护本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出于捍卫本民族的独立和尊严，有权利奋起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样，当这种敌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教科书被审定合格的时候，中国人民有权利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予以纠正。

其他问题也是如此，只要是模糊了日本对反侵略战争的侵略性质，企图否认日本的战争责任，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就造成对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感情的伤害，这类问题就不是日本的内政而形成了国际问题，其它国家和人民就有权表示自己的愤慨并要求制止这种行为。

2.       涉及到中日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在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中日两国政治上处于敌对状态，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对于日本长期侵华历史，新中国政府和人民态度严正明确，那就是日本的侵略是非正义的，对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日本政府要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此要有正确的态度。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建交之际所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就历史问题明确规定，“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1978年8月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上述原则作了进一步确认。这是中日双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所达成两份重要的政治协议和条约，日本政府公开尽管日本政府的认识离中国人民的要求还相距甚远，并不能令中国人民完全满意，但毕竟是承认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此后，关于历史认识问题，中方一直坚持正确的立场，日本政府的态度也没有正式改变，并且在199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正式讲话：承认日本二战时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人民造成极大伤害，对此，他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公开对日本侵略历史道歉。[⑧]

但是，另一方面自1982年起，日本政府要员屡屡发表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并且发展到日本政要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样严重的政治事件，则不免令人怀疑日本政府对待其侵略历史的真诚态度。至今为止，以“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只有3位，一位是1985年8月参拜的中曾根康弘，另一位是1996年7月参拜的桥本龙太郎。第三位则是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2001年5月14日，刚上台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答辩时宣称要在8月15日的“战败纪念日”以“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⑨] 并于2001年8月13日、2002年4月22日、2003年1月14日、2004年元旦四次次公开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就成为历史认识问题中的标识性事件，使得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受到损害。日本右翼连侵略战争的铁案都要否认，怎能让亚太各国人民产生互信感情，相信日本今后不会在对外关系上再次采取侵略行为呢？

3.       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影响中日友好关系发展

日本侵华几十年，全面侵华战争长达8年，涉及大半个中国，造成中国人民伤亡3500万人，直接间接损失6000亿美元的巨大民族灾难，这一系列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害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历史认识问题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在距今几十年前发生的一场浩劫，它波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给中华民族的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对于这场浩劫中国人民永志不忘，其刻骨之痛非加害国政府和人民所能理解。至今这场这场战争的遗留问题还在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活，如战争受害者的身体、心理伤害问题；战争遗留物问题，如炸弹、毒气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战争受害者的赔偿问题；战争受害者的生活问题等等。

所以，在小泉首相第四次参拜后，一直负责这个问题外交交涉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愤慨。他说：“小泉首相无视国际共识与良知，违背本人反省侵略历史的承诺，严重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从中日人民间世代友好出发，制定了对日友好政策，对战犯采取了宽大政策，先后提前释放了1000多名战犯，为争取建立中日友好关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这并不能让中国人民忘记日本侵华战争的损害，更不允许日本右翼分子再利用这段历史来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更不允许中日关系出现倒退。因此，和日本右翼分子之间的斗争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斗争，而是关系到中日关系能否保持和继续发展的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

历史认识问题有如此的重要性，而且其涵盖的范围很广，现在在事关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这段长达七、八十年对外侵略涉及的各方面问题都被日本右翼分子或明或暗、或大或小地予以歪曲，不是承认侵略罪责，而是美化侵略，诬蔑被侵略国家和人民。所以象日本修改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战争赔偿问题、光华寮案件、东史郎案件等等，有关历史史实认知的问题都属于它的范畴。在这些问题中，日本政要公开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标识性问题，因为具有极大的舆论冲击力，并成为影响和破坏当前中日关系发展的症结性问题。日本首相连续4次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并多次公开发表美化认同日本军国主义甲级战犯的言论，不可能不影响到中日经贸、文化等关系发展。[⑩]

 

 

“历史认识问题”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对此，我们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关于该问题的最早提法出现在1982年第一次教科书事件期间。在1982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香港各界举行各种活动向日本文部省提出抗议，隐瞒侵华历史是美化军国主义”的文章，其中提到香港学生组织8月27日向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递交了一份抗议信，对日本政府处理篡改侵略历史问题的态度表示不满。之后，“历史问题”的提法逐渐多了起来，并被正式用于指日本方面对过去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的表述不符合历史真相而产生的问题。1986年9月26日，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王兆国在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藤田正晴时，后藤田表示，对历史问题，应采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态度。1989年4月，李鹏总理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并表示在对待历史问题上要按照《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来办理。

90年代以后，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纠纷增多，人们除了不能容忍日本篡改侵略历史，也要求日本政府和国民能够以正确的态度来认识那段侵略历史，从此时开始，“历史认识问题”的提法就逐渐多了起来。《人民日报》1997年7月7日刊登的一篇题为“日中友好协会：发展睦邻关系，推动双边合作”的报道文章，提到了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本部发表的“迎接日中邦交正常化25周年”的声明，其中指出目前出现的历史认识问题等问题明显伤害了中国人民和整个亚洲人民的感情。[11]

此后，“历史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的提法交替使用，在官方的文件和讲话中，“历史问题”的提法用得多一点，但是，两者的实质是一致的。

不管是“历史问题”还是“历史认识问题”的提法，都是指如何正确看待日本对外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的问题。从字面上来看，“历史问题”强调的是日本所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是关系到如何对待历史事实的问题；而“历史认识问题”则更加突出了如何去认识那段侵略历史，是关系到思想认识的问题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相关事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认识问题”的表述应当更为准确。

历史认识问题事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同时它也关系到中日友好的大局、亚洲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所以稍有不慎处理不好就会影响两国人民的感情、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和贸易往来。

历史认识问题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中日关系中，它还经常同中日之间的其他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如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中日贸易纠纷等问题，大有牵一发而动全局之势，这就给处理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和难度。但这个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日本怎样对待过去侵略历史、关系到今后日本走什么发展道路、关系到亚太和世界和平的大问题，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小题大做的问题。因此必须慎重对待，妥善应对，在处理上既不影响中日经贸、民间交往等各方面的关系发展，又要在政治上击退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因此，我对历史认识问题的解决提出如下的建议和认识：

1. 对历史认识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影响要有个准确的定位，这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历史认识问题既是历史所遗留的问题，又是现实政治问题；既涉及学术问题，又是政治外交斗争问题；既是过去解决了问题，又是现实中不断产生的问题；既是不能扩大的问题，又是不能缩小回避的问题。

日本对外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的侵略性质是显而易见的，日本政府所应该承担的战争责任也是为一系列国际文件和条约所规定。

无论是从国际法角度，还是历史事实角度，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不容否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认识问题涉及到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立国根本和由来发展的认定，是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不是纠缠于历史枝节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国际前途、国家荣誉和尊严的重大问题，正义、公理在我们一方，我们必须义正词严地坚持正面应对的立场，对这个问题必须要有足够的重视和正确的认识。历史认识问题责任在谁非常清楚。当务之急是“日本领导人应当恪守三个政治文件，做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要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也不要影响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正常互访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12]

2.       历史认识问题将长期存在。

事实上，历史问题一直存在于中日关系之中，因为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是客观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国内总有一部分人否认那场战争的侵略性质。但是，不管他们如何粉饰和否认，历史事实是无法抹去的。但这批人也是有思想延续关系的，他们不会轻易改变右翼立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关于对二战结束时为止的那段历史的认识问题将长期存续下去。通过前文分析，我们不难知道历史认识问题形成的复杂性，而正是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历史认识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将可能长期存在。

通观战后50多年来的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演变和斗争史，客观上要看到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有了新的发展，日本政要歪曲历史的言行变得更加频繁，日本政府公然为翻案言行张目的态度比较明显，日本国民的“负罪意识”越来越淡漠。还要看到，正象一位美国教授指出的， “日本人急于摆脱无尽头的经济低迷，滋生了严重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导致了中日关系的冲突。”[13] 这些现象有着深层的原因，不会很快改变，这就决定了日本右翼随时会在侵略历史问题上做一些手脚，中日之间围绕该问题的斗争也将长期发展下去。

3.       控制历史认识问题发展，努力排除对中日关系主流的干扰。

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已是具有很广泛基础的国家关系。中日双边贸易、人员往来迭创新高。从历史上看，中国作为日本的近邻，是受日本加害最重的国家。尽管如此，中国人民一直主张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军国主义分子来负，广大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受害者，应同他们和睦相处，发展世代友好。因此，只要正视和承认历史，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采取向前看的态度，该问题就不会发展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前进的主要问题。从目前来看，尽管中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时常发生纠纷，但并没有使该问题发展成为中日之间的主要障碍，它只是在一个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日友好关系形成干扰。

历史认识问题还未形成中日关系中的严重障碍，也不是两国之间的最大问题，在处理上我们可以控制事态的蔓延，缩小该问题，就事论事地适当处理。该进行交涉的时候进行交涉，该严正抗议的时候提出严正抗议。在日本政府仍然表示以中日关系为重并对事情发展有所节制时，我们不扩大事态，而当成一个重大的外交事件来抓，应该尽量淡化该问题的影响，努力维护中日友好的政治基础。

2001年3月15日，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教科书问题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并不认为这个问题会影响中日两国之间的来往，包括高层的往来。”[14] 朱镕基的这个表态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务实态度，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对待该问题应该加以控制和缩小。现在小泉的四次参拜严重影响了中日领导人的高层交往，但我们还要坚持排除他的不良干扰。

4.       在对策上注意大局和具体关系，讲究策略和方法

历史认识问题将在中日关系中长期存在，因此，对待该问题我们应该讲究策略和方法，做到义正辞严、以德服人，争取做好以下几点：

（1） 明确该问题是中日友好的一大政治基础，我们要以《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东京宣言》的各项原则和规定妥善处理该问题，对日本政府和国内篡改历史事实的言行进行斗争，我们是有法理依据的。

（2） 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要坚持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有利。和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推卸侵略责任的斗争要坚决，但也不能任意扩大，要有所把握，掌握分寸。

（3） 当中日之间在此问题上发生纠纷时，怎么处理要看情况具体分析。如果当整个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公然叫嚷“侵略有功”和煽动反华情绪，从而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并可能导致中日关系决裂的时候，我们要及时、迅速、坚决地予以打击和斗争，表明中国的原则立场，决不容许日本国内的反华势力坐大，以致日后在中国周边重新兴起一个对中国形成战略威胁国家；相反，如果只是日本国内少数右翼分子和政府官员在此问题上的一些叫嚣，我们表达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并可以多由舆论和学术界、社会人士发表批评与回应。这个方面，中国人民有着强大的抗议声音，在处理该问题时可以调集国内的各种民间力量，来发挥抗议批评作用，使日本政府更真切地感受中国人民的正义力量。

（4） 通过开展国际间的合作和交流，来加强和日本右翼分子翻案行为的斗争。亚太各国对日本右翼翻二战侵略历史铁案的行为多有批评。2004年3月10日，韩国外交通商长官潘基文表示：近日小泉首相再次发表参拜靖国神社的言论是“没有对历史问题正确认识的表现。”我们通过加强和日本侵略战争受害各国政府和民众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相互之间的联合，保持对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翻案行为的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不敢恣意妄为、肆无忌惮，最后促使该问题能够逐步缩小，直到不影响国际间合作的顺利展开。

5.       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要有足够的信心

要看到中日关系在两国人民和政府的努力下，有了巨大发展，21世纪初期的几年更是如此。2001年中日贸易额就创新高，达到868亿美元；2002年在此基础上增长16%，达到1019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贸易增长26%。两国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16%，在日本对外贸易中占13%。[15]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对日出口最多的国家。[16] 2003年中日贸易1336亿美元，逆差，比2002年增长31％。日本仍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经济相互依赖加深，日本大型企业一改以往的谨慎做法，纷纷向中国转移生产和研发基地，并成为利润主要来源地和增长最快的地区[17]。两国人员交往大幅度提高。这些都表明两国关系发展有共同的国家利益基础。极少数右翼分子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错误做法是极其不得人心的，也是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亚太和平的。另外，我们也应看到，随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努力，日本有关方面的态度也有改变。在关于二战遗留问题的司法诉讼中，除了花冈事件达成有利于中国受害者的庭外和解外，2003年4月11日，东京地方法院二审裁定中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85岁）诉讼案胜诉。[18] 9月29日，该法院判决日本政府负有处理二战遗留的化学武器不作为责任。关于齐齐哈尔化学武器遗留伤害案日本法院已受理，这些都有“风向标”意义。我们和少数日本右翼分子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斗争，一定可以取得胜利，中日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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