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别与个性制约

［内容提要］代际差别是微观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个性与心理特点而言，代沟代表着政治上的共生代。历史经历对于人的个性和心理的形成至关重要。代内群体特点首先就是指这些人阅历上的共性，指他们政治上或业务上的成功与受挫的类同，以及世界观、价值观和政策观上的相似。代沟也是社会精英制度演进中的重要里程碑，是整个政治制度与国际背景变化中的重要里程碑。考察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解读异同出现的方式及其根源，不仅对分析精英的思想十分必要，而且对了解它们赖以存在的制度和文化背景很有助益。 ［主题词］代沟，制度和文化背景，外交转型。

代际差别，是研究政治领导人和外交家的个性及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说，制度与角色是观察不同社会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人的个性能否和如何发挥的一个角度，那么，代际差别则是分析同一问题的又一扇有意思的窗口。众所周知，由于历史方面的原因，新中国外交最早的一批外交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批高级将领担任的，他们在军队的资深履历和在战场上的辉煌战绩，成为其无人比肩的“学历”。而改革开放以来派遣的多数大使，则是从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大学等培养高级外交官和翻译官的院校毕业的。不用说，这两代外交家从语言能力到风格气质都有明显的差别。国外情况亦是如此，虽然具体的构成内容不一样。80年代后期，一位丹麦外交官这样形容他的国家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变化：“在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持续发展，当时人们普通认为世界前途在于经济学，遂有一批经济学家跻身政界。新一代的大使来自经济学界”；“现在经济方面已经政治化了。我们知道经济不能象抹足了润滑油的机器那样顺畅运转。现在许多国际经济问题不是由外交大臣，而是由首相来决定了。这在外交家中间造成了极大的不安。”曾任英国外交部秘书长的尤德勋爵说得更直白：“从前曾有过一个时期，那时外交政策就是外交政策――它处理王室的婚礼，边界及战争等问题。现在的外交政策管的是卡车的吨位问题。”这些例子都证明，外交也有它的“年轮”，这种“年轮”直接受制于人的代际差别。代际差别制约着人的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它也使外交和国际关系受到“代沟”的影响。人与人不同，不仅同龄人之间存在差别，不同年龄的人之间更有个性与观念的区分，这种区分有时会形成人们通常讲的“代沟”。

让我们以外交官为例。尽管现在的外交官与过去有本质的相同点，也有许多重要的区别。看出上去，过去和现在各国所派大使都是国家元首的正式代表，他们体现着对外交往时本国的重大利益。然而，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现在的人与过去是有许多差别的。他们的差别首先取决于大背景的差别。中世纪欧洲的大使（也叫“圣使”）基本上是一个传话人，他只是背诵君主要求他说的话，完整准确却又不能使用母语，“这种背诵所使用的语言当然是拉丁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7世纪”。外交生活的全部构成，似乎就是典礼仪式、宫廷盛会、庆祝剪彩和各种招待会等豪奢活动。称号、座次、位次、特权及排场等等，几乎是大使生活的全部内容。大使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礼仪，一种象征。使节享受他主人所应享受的尊荣，象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所要求的那样，“见教皇使节之面如见教皇之面，闻教皇使节之声如闻教皇之声”。但是从法律上讲，大使没有自己的人格：他不能控诉别人，也不能被控诉；他随身带有主人的豁免权证书，任何人对他施行伤害，即等于直接伤害了他的君主。在允许他自行决定的少数事项中，包括传达元首间的问候，以及选择对东道国哪些人行贿及行贿多少。“大使”的尊衔不是轻易封赠的。据说这个名词在恺撒关于高卢战争的记载中曾使用过，之后就消失了。14世纪时意大利和一些欧洲王国开始出现“大使”和大使馆。至1860年止，英国一共只派出三位大使，即驻巴黎、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的三位；法国派出的大使稍多一些；而美国则直至1893年还未曾派出一位大使，而是使用“公使”头衔给那些为数不多的驻外代表。[3]可以说，最早的外交家从事的，是一种奢华的、小规模的、没有个性的事务。不过，在上述大环境下面，仍有摩根索、基辛格等人所喜爱的时期和人物，那是18－19世纪列强争锋的欧洲和“势力均衡”的创造者们，他们多半不是上面所说的“大使”和职业外交家，而是真正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众所周知，面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教皇权势的式微，欧洲的少数大国和杰出政治家开展了争夺势力范围和实现权力均衡的多年多轮角逐。例如，法国的路易十四，德国的威廉一世，俄罗斯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国首相梅特涅，尤其是后来的拿破仑三世和“铁血宰相”俾斯麦等一批人物，设计和推行了现代权力政治外交，不仅缔造了强势的欧洲，也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外交理念。在“基辛格的故事”里面，最关键的有两点：第一，外交成为少数强权者和所谓智慧人物的“小圈子内交易”，国家间事务决不是什么可以公开谈论和探讨的东西，而是真正那种属于在密室策划、“穿梭访问”的结果；第二，类似俾斯麦这样的外交大师有了发挥个性的机会，“外交是一门艺术”的格言只有在这些杰出人物那里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

20世纪、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的外交与国际关系，与18、19世纪有了重大差别。现在的外交，从程序上看更加细密与多层，从涉及领域上讲更加广泛与多元；外交不象从前那样是一种纯粹个人的密室谋划，而是更加程序化和官僚化的“事务”，与此同时外交人员可能更加专业化，外交不仅是面向社会招收的一门职业，而且算得上是年轻人向往追求的一门显赫职业。尤其重要的是，外交过程既产生更大影响、也受到更大的关注，外交决策同时受到更广泛的、来自社会和国际的各个方面的制约，同时受到各个部门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一位外交官分析说：“二战后膨胀起来的各个部门和机构，对外交事务有不同的兴趣。为了协调这些不同兴趣而建立的各种机制迅速感到某些新的效忠路线的问题。对国家利益的客观考虑，现在很少成为大家首先关心的问题。相反，最高的赞扬得留给那些成功地把本部门本单位的观点强加于其他部门和单位的人。如果不能取得这种最高的成就，角逐之道就是用拒绝表示同意的办法，阻挠一切行动。”[4]哈佛大学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霍夫曼（S.Hoffmann），则从积极角度看待这种变化，他指出：托克维尔分析过的“现时代”的重要特点――民主化，亦适用于分析国际政治的“前史”与“今天”的区别。在旧式的国际政治里，外交事务从一开始便是少数权势者的专利，“外交圈子完全是高贵身份者的排他性俱乐部”。从信息获取到决策制订，不仅非普通百姓可望可及，连非外交领域的专业人士和政治家也难有作为。“仅仅是到了20世纪，外交政策才出现了民主化。外交事务也从少数人的考虑，变成了许多人的热忱追求，这一方面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很可能更加重要的是）政党和利益集团与国外建立了日益广泛的联系。”在促进民主化的因素里，霍夫曼教授提到的有：政党注重和讨好社会市民，各国普选权的扩大，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发达国家议会民主的建立，各种社会公民投票技巧的改进，以及地理障碍的减少等等。[5]曾经担任过法新社总经理的著名记者莫伊西（Claude Moisy），虽然不完全同意说外交已由过去的“自上而下”变成了现在的“自下而上”，但他强调，黎巴嫩和索马里的经历证明，“舆论的大幅度变化促使美国政府作出了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决定。其它国家的政府对舆论的变化可能同样敏感”；信息时代的外交决策过程，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都能起到重要作用，“公众舆论与管理国际关系的交界面仍将象现在这样发生在上述两个层次上”。[6]一般而言，20世纪的外交家与旧式的外交家（如18世纪、19世纪的那些大人物），有着多种微妙的、程度不等的区别：前者更多受程序、角色与庞大官僚制度制约，后者多半以国务活动家身份施展个人才华而不必过多考虑“制度限制”；前者更多受到信息时代的影响，社会舆论或利益集团了解到更多情况也有更大的发言权（尤其以选票语言和院外游说方式表达出来），而后者属于君主专制时代的大权在握者，虽然亦须以“国家利益”为考虑出发点，却不必受社会声音和各种势力的羁绊；前者把国家利益当作前提，但这种利益经常是零碎利益的集合，实际的部门的利益推动甚至决定整体利益的形成（所谓“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先有“小我利益”后有“大我利益”，后者的“国家利益”通常简单等于“民族利益”，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尤其在西欧民族对外扩张的年代两者是重合的，“小我利益”要么无法存在，要么不显著。对于基辛格这样的外交大师来说，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当代的政治民主化设计及决策的复杂程序，可能是对那种特立独行、敢有“大手笔”的奔放个性的某种抑制与扼杀，至少是约束和降低了类似他这样的“外交天才”一展身手的机会。这也许不是通常人们所说意义上的“代沟”，但我们不妨算它为一种不同世纪的“大代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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