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教材选文的优良传统

 
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顾之川


“教科书”这个名称在我国始见于1871年西方传教士在上海成立的“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1903年，我国的基础教育建立了分科教学的新学制，开始设置语文科，从此，中国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和语文教材。在这以前，语文教材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蒙学读物，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小学语文教材。如，专供儿童集中识字用的“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常用杂字》，识字兼讲故事的《兔园册》、《幼学琼林》、《龙文鞭影》，识字兼进行文学启蒙教育的《神童诗》、《千家诗》，普及汉字知识的《文字蒙求》、《字体蒙求》，等等。二是儒家经典和古诗文选本，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中学语文教材。如属于儒家经典的《诗经》《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中的两篇），属于古诗文选本的《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古文关键》《文章轨范》《东莱博议》等。本文所说的“语文教材”取其广义，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分科型语文教材，也包括古代的传统蒙学读物以及曾经被选作教材的儒家经典和古诗文选本。 

我国语文教材的编写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传统的语文教材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是一个蕴含丰富而有待发掘的宝藏。认真清理这份文化遗产，总结我国语文教材编写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编写面向21世纪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选文是语文教材编写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选文质量的高低决定着一套（本）教材的面貌和质量。文章能否选得好，关键取决于教材编选者“衡文”的眼力和水平。可以说，只要文章选得好，教材编写就成功了一大半。传统语文教材在选文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优良的传统。本文仅就自己感受最深的谈几点认识，不妥之处，恳望方家指正。 

一、强调选文的思想教育意义 

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历来强调语文的思想教育功能，所谓“文道统一”“文以载道”，就是把学语文与学做人统一起来。《论语·述而》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可见孔子是把教书和育人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选进教材的文章，必须具有一定的思想教育意义，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应该是好的。就传统语文教材来看，不论是初级阶段识字用的语录体、家训体、格言诗等蒙学读物，还是经学、文学读本，编选者都非常注重伦理道德、思想修养等方面的教育。这是我国古代语文教材编写的一个优良传统。如，汉代最流行的启蒙识字课本《急就篇》中，就有“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之类歌功颂德的话。南朝梁周兴嗣编的《千字文》中，也有“女慕贞洁，男效才良。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之类宣扬传统道德的内容，至于《三字经》中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等等，更是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 

我国新学制建立后编写的语文教材，注重选文的思想教育意义，一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俞复、丁宝善编的《蒙学课本》第三册第二课： 

祝我国，巩金汤，长欧美，雄东洋，陆军海军炽而昌，全球翻映龙旗光。帝国主义新膨胀，毋庸老大徒悲伤！印度灭，波兰亡，请看我帝国，睡狮奋吼剧烈场。 

今天读来，仍能感到编写者强烈得有些偏激的爱国情怀和对中华民族振兴的迫切愿望。著名语文教育家叶圣陶、顾颉刚合编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编辑大意》（商务印书馆，1923）对选文的要求，是“以具有真见解、真感情、真艺术、不违反现代精神，而又适合学生的领受为标准”。沈星一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中华书局，1923）的《编辑大意》说：“本书选材，注重下列二要点：（1）内容务求适切于现实的人生。（2）文章务求富有艺术的价值。” 

建国以来历次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对语文教材的选文，都十分强调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与优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如1963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中说：“课文必须是范文，要求文质兼美，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1978年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说：“课文要选取文质兼美的文章，必须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1996年供试验用的高中语文大纲指出：“选文是教学的范例，训练的凭借，也是学生增长知识、陶冶情操的依据。选文要文质兼美，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有助于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和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有助于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唯物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任何统治者的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从教育学的原理来说，教育总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总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教育理念，总要为统治阶级培养接班人，而不可能培养掘墓人。因此，教材编写，不可能超越时代和社会，而任由教材编者异想天开，想怎么编就怎么编，必须体现国家意志，体现国家在一个时期内既定的教育方针。有的人不了解这一点，以为语文教材的选文可以不顾思想内容，而完全以作品的艺术价值定取舍，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比如，周作人的作品，一般的青年读物完全可以也应该选，作为一本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不选周氏的作品甚至可能是个缺憾。但是，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就不宜选，因为就中小学生的阅历和认识水平，还理解不了周氏“失节”的问题。至于有人对语文教材选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有看法，认为“毫不利己”和“纯粹”“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东西”。对周定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选进课文也不以为然，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压在心中的坟”，对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选入教材，认为是在“宣扬民族之间的相互仇视心理”，并进而断定建国以后的中小学语文教育，都是在“用流氓的语言”“培养奴隶和奴才”，①显然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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