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索新发展的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东盟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盟各国及各地区在全球化加速的世界经济中正在探索新的成长和发展。1998年以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援下，实施了经济结构改革的韩国鉴于危机的教训，一边解决堆积如山的问题，一边以财阀、金融机构为中心进行了经济体质的改善和更新。新加坡和香港则加强研究与开发(R&D)，努力实现向知识产业型经济的飞跃（表2）。
　　此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东盟各国在面临这次危机及重建的考验中，分别加强了危机管理和紧急避难的政策措施，同时对经济、财政政策的选择范围也有相当的扩大。进而，以往各国都不太积极参与的签署贸易区所带来的关系密切化和货币、国际金融方面的协调也趋于活跃。
　　　　一、货币危机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及东盟各国、各地区的政策实施
　　东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适应了70-80年代的石油危机及发展中国家累积债务危机等环境变化，至90年代前半期顺利地取得了经济增长。在此期间不仅致力于出口振兴、产业的扶植和升级、投资环境的改善并取得了成果，而且在财政收支及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也维持着良好的状态。但是，到了90年代后半期，在持续高增长、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中，发生了急速的金融市场自由化、经济过热和泡沫发生、及企业部门债务的迅速增多，这些都对本国经济产生了影响，而针对这种影响的“有效的风险管理体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改善。特别是韩国、泰国、印尼对货币、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对策迟缓（泰国、韩国）、优先处理国内的利害关系等问题致使改革半途而废（印尼）等，因此失去了市场的信任，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政（论文库）府的危机管理、领导能力方面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表1　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实际GDP增长
　　附图
　　注：1.实际GDP增长率（与前一年比）、2002年系瑞穗综合研究所预测值。
　　2.平均值系以各国、各地区的名义GDP额为基准的加权平均值。
　　资料来源：根据各国政（论文库）府资料编制。
　　　　表2　香港、新加坡的产业高度化政策
　　附图
　　资料来源：高木雅一：“将21世纪寄托于信息技术和研究与开发的新加坡”，国际金融，1079期；“新加坡事业环境的变化与产业、企业的重组动向”，日本贸易振兴会，2001年3月；“香港的产业政策与华南的产业动向”日本贸易振兴会，2001年3月。
　　货币危机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盟各国及各地区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改革。就后来基于这些经验所实施的政策来看，与货币危机前相比，以下6个领域出现了政策的深化和新展开的征兆。前面的a-d四项是有助于加强亚洲各国、各地区经济体质的改革，后面的e-f两项将会给今后的整个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的结构和动向产生影响。
　　　　a.宏观经济、金融政策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盟各国及各地区鉴于危机的经验，重视货币和利率的稳定性，注视各指标的健全性（经常收支、财政收支、外汇准备额、官方及民间短期债务水平等），同时谋求经济基础的稳定。货币危机前一直摆脱不了通货膨胀的韩国比亚洲各国、各地区早一步采取了通货膨胀对策，中央银行设定了长期通货膨胀率的目标范围(1.5%-3.5%)，实施了金融政策。而且各国和各地区为了稳定经济增长，除了以往对经济增长起到牵引作用的出口之外，支持国内需求、尤其是“个人消费”活跃化的对策开始得到实行。韩国和泰国在2001年经济衰退时，除了出动财政之外，还采取了具体的个人消费刺激措施。此外，马来西亚制定了表明重视国内需求的2003年预算，以备出口停滞和经济恶化。
　　　　b.企业部门的改革
　　以往取得急速扩大和增长的亚洲企业（各国、各地区的财阀及华人企业等）通过危机接受了裁员、事业重组等改革及外资的大规模参与等洗礼。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盟各国及各地区，破产的企业和外资收购的企业等全面引进外资企业的经营概念和资本，而受害较轻的企业等则自行进行同样的改革。韩国（三星、LG等）、泰国（暹罗水泥等）的资力雄厚的企业和财阀均自行实施了改革，试图通过向经营资源的核心商业集中、加强具有竞争力的领域、大幅度削减负债等去求得生存。可以说，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股东重视、法人支配、企业决算公开等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加强。
　　　　c.金融体系及基础设施的完善
　　关于金融机构的经营和监管，各国和各地区鉴于货币危机的教训，不断适应国际基准（不良债权的分类和管理、破产法、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等）。尤其（虽然因国而异）为了极力避免不良债权处理的半途而废而进行整顿，并对经营恶化的金融机构进行合并、撤消或国有化等重组，结果现在金融体系危机没有复发。但因危机而变弱的金融中介机能的重建则未必顺利。致力于减轻对间接金融的依赖程度、改善资本市场、加强对新兴资本市场（香港的GEM、韩国的KOSDAQ等）的扶植等也迎合了世界性投资者回避风险的意向。
　　　　d.努力解决结构问题
　　各国在长期高增长期间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正在成为“结构问题”。亚洲货币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各国提出的“结构调整方案”未必是符合各国国情的确切的措施，但却成为了各国解决现存问题的契机。而且各国已正式开始建立安全网络（社会保障和保险、失业对策等福利政策）来加以对付。
　　　　e.货币稳定化
　　由于这次危机，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的实质上的“美元联动”的货币制度的成本和风险已经表面化。但是，对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各国、各地区来说，并非问题已经解决，货币的稳定仍然是重要的课题。关于对本国货币及汇率产生影响的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各国、各地区都特别慎重地应付，但全球化的市场对象的选择（介入等）是有限的，对货币、汇率体制的整顿及关于亚洲区域内合作的探讨日趋热烈。首先从构筑亚洲区域内流动性的SAFETY  NET的观点来看，在2000年5月的清迈会议上，东盟＋日、韩、中之间签署了紧急时外汇互惠信贷协议（货币互换协议）。
　　　　f.国际协调政策
　　针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存在感增强这样一种大潮流，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东盟和日本、中国等亚洲各国及各地区的协调、合作的动态在贸易、投资、货币等领域有了空前的高涨。其背景有以下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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