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洋务学堂教育与“中体西用”模式

 

 

 

    自从鸦片战争的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外国的侵略者开始了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掠夺，与此同时反侵略压迫的人民革命斗争也风起云涌，作为统治者满清王朝意识到其岌岌可危的处境，萌发出“即日夜图维，业已不及的危机感，深感过去安于不知，已使江河日下的局面”。(1)如何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棘手问题， 摆到他们面前。统治阶层内的一些开明的官僚贵族一洋务派看到中国落后于欧美的症结在于“端绪甚大，经纬需才，穷天下之力，犹虑莫殚莫究，病在无人。”若欲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之本”且是“目前当务之急。”(2)李鸿章曾屡次上书，纵论时局， 认为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要想走富强之路，“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均救时要务”，但尤以人才为急要。挽救民族危亡，亟需一大批拥有近代知识的人才。因而创办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但他们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始终把中国义学放在培养洋务人才为先、为纲、为本的位置上，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教育的总的原则，为更好地“尊朝廷、卫社稷”、“保名教”、“杜危言”，对封建传统教育采取某些变革措施，引进了一些西方的语言文字和自然科学知识。于是一批以学习“西文”、“西艺”为要的新式学堂应运而生。

 

    一、洋务派“西文”“西艺”新式学堂的建立

    洋务派主张“兴西学”，提倡“新教育”，是希望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在与各国进行交往活动的过程中，由于朝廷的官员都不懂得外国语言文字，办理外交事务有诸多不便。于是奕  在咸丰十年(1860)上奏折说：“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又说：“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3)另一方面，要“周知各国物产， 商情、疆域 、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也必须通晓各国语言文字。因此，洋务派认为必须培养一批翻译人才，才足以应付洋务诸事。尤其是《中英续增条约》中规定以后一切文书俱用英文书写，仅在三年内配以汉文，使外国语言的教育显得更为紧迫和必需。因此，他们正式建议在京师设立同文馆，“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为学生，“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4)自此， 揭开洋务派的以京师同文馆为首的各级各类外国语学校的开办序幕，外国语学校亦即洋务派所谓的“西文”教育。

    由于发展近代工业、创建新式军队的需要，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为洋务派所认识，李鸿章指出：“洋学实有  于华学者”，西方的“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5)曾纪泽对西学更是赞不绝口，他认为“泰西之学条别派分更仆难数”，简直是“憾风霆而揭日月，夺造化而疑鬼神”。(6) 然而在他们惊叹于西方科技发达的同时也意识到西方的文明已构成对中国的强大威胁。左宗棠在同治五年(1866)的《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7)不仅如此， 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中国的经济生活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滨海之区”的四民由于“    萧条，税厘减色”，使得“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为解决这样严峻的问题，洋务派采取了适当的应对措施。李鸿章以为，“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取所恃耳。”否则，“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8)所以“凡有西人长技， 自宜急为仿效”，而“自强之道，以作育人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9)洋务派所需人才，是能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人才， 是懂得自然科学的人才。于是继创办外国语学堂之后，很快创办了各种专业技术学堂及军事学堂。专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即为洋务派所谓的“西艺”教育。

   

    二、洋务学堂的课程设置及其“中体西用”模式

    洋务派的新式学堂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指导下创办的：即以中国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把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通过洋务学堂，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进而把中学和西学两个文化体系融为一个体系，以达到维护其统治，救之图存，自强求富。

    所谓“中学为体”中作为根本的“中学”，即对学生进行的封建主义的纲常教育，它是一切学问的根基，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怠慢。在洋务派看来西方的科学技术、工商业虽然比中国优越，但在伦理道德方面，中国显然比西方优越，“泰西之教，其精微远不逮中国圣人”，(10)中国的“君国之义，父子之伦，自有其宜各尽者。......圣人精义之学，必不穷于用也”。(11) 用丁日昌的话说：“除船械一切自强之具必须效法于东西洋，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庶可以我之正气，靖彼之戾气。”（12) 薛福成也认为：中国的伦常道德远在西方国家之上，西方只是在器艺方面超过了中国，所以应当“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13)所以洋务学堂“西学”教育的原则应是“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 ”。 只须效法西方先进的武器和生产技术便可。

    洋务派就是在上述指导思想下开办西学的。如：开创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之时，规定学生必须学习汉文经学，这是因为“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向来初学者”必须“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不仅如此，同文馆学生必先学“一本包含三千多条礼仪的书”，以便使其学成之后，“一切举措自然动定咸宜了。 ”(14)儒家经典多由“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所教授，他们不仅担当课程教习，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们是儒学理教的捍卫者，忠于纲常名教，在“  日与外国人相处”的过程中，身兼“暗为查察之责”，(15)并规定学生学成后，必须为“读书明理”之人，才能充当外交、洋务人才。福州船政学堂创办之时，其创办人沈葆桢指出：“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因此，“每日常课外，令读在教学工作刚开始，就要求学《圣谕广训》和《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16)广东水陆师学堂还特别规定学生“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此外，“每逢洋教习歇课之日，即令讲习书史，试以策论，俾其通知中国史事兵事。”(17)李鸿章主持天津水师学堂也视儒学经典为教学之根本，学堂规定：“教之经俾明大义，课以文俾知论人；瀹其灵明，即以培其根本。”(18)这些举措是为了防止学员过分西化，以便把他们培养成为满清王朝兴洋务、巩政权的得力人才。“中学为体”实际上是洋务学堂中培养学生的根本所在。

    所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中国，借以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以改革满清王朝被动挨打、落后封闭的现状。但是，它却在封建主义旧教育的壁垒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当中国社会迈进近代门坎的时候，教育界仍然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一统天下，广大知识分子在“重义理而轻艺事”的传统教育思想桎枯下，皓首穷经于空疏无用的文辞和经术之中。八股取士遮蔽了知识分子的知识视野，使他们面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束手无策。而洋务派以其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精神的认识和继承，在其开办的洋务学堂中，除了学习传统的学科外，注重对实用性学科的学习。

    洋务派在开设新式学堂的过程中，有一个有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诸如最初创办同文馆的目的是培养翻译人才，所以课程只限于外国语言文字。京师同文馆开始只设英文、法文、俄文三馆；上海广方言馆设英语、法语；广州同文馆开始仅授英语，后又增开东、法、俄语。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建立近代工商业和军事工业的需要，人们开始注意到西方科技知识的重要性。总理衙门的洋务派官员认识到西方的坚船炮利，“无一不是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19)因此奏请扩大同文馆规模，在英、俄、法文三馆外，另设天文、算学等科学馆。经历了艰辛的努力，于1866年天文、算学馆终于成立。自此，同文馆的课程大加扩充，除译文馆原设的外国语课程外，又增设了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课。《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京师同文馆的课程内容，仅“格致学”就包括七大部分：力学、水学、声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通过此科教学，要使学生懂得力的吸压之理、水的动静之性、声的响应之微、气的蒸化之方、火的腾热之方、光的回返之理、电的触引之捷，从而达到“以利于用”的目的。此外，“考动植之学，以教树蓄长地力，蕃物类，节人工，”亦“皆格致之属焉。”(20)从此，同文馆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实用科学学校。

    这个时期所创办的一系列专业技术学堂涉及船政、铁路、工程、矿务、电报等专业，亦均以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课程。如福建船政学堂在1867-1871 年期间所设课程就有英文、算术、几何、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热学、音乐、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

    各种西艺课程的开设，打破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教育的模式，使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为西方实学让出一席地盘，使自然科学在中国教育的土壤上蓬勃成长起来。

   

    三、对洋务学堂“中华西用”模式之管见

    虽然洋务教育以“中学为体”，规定“忠孝仁义”“经义之学”是造就人才的根本，但洋务学堂的兴办及大量的西学东渐，实实在在地使人们发现了一个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外的又一个从未见过的新奇的世界，使他们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并给麻木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吹进了一缕凉爽的清风。

   洋务学堂前后开办了30余年，创百余所新式学堂，其成就赫然。

   首先，西文西艺的引进，宣告了向传统教育的挑战， 它在封闭僵化的封建教育体系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敲响了传统教育的丧钟。

    传统教育是以“道本器末”、“重义理轻艺事”为育才原则的，而洋务教育的课程改革悖逆了“道本器末”的原则。传统教育要求学生“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21)认为奉夷人学末艺 ， 所成就者不过是“术数之才”，靠这些人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也不可能救国。如顽固派人士倭仁曾指责洋务派的西艺教育：“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22)“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23)而洋务派则向顽固派提出了“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24)的疑问，并进一步认识到要想自强与自立，就应该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对“彼之所长，循而习之”，对“我之所短，改而修之”，要干实事，重视实际技能。洋务学堂的开办和西学的输入，如左宗棠所说：“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25)这就肯定了西方文化实用性、 可取性。它即表现了曾经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教育的开放性的认识，也体现了对西方文化教育的引进、汲取的信心。当然，也正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的局限，使洋务派对人才的培养没能脱离历史的羁绊，具有一定的封建性。但它担当了敢为时代先的历史角色，发起了向传统教育的挑战，它在封闭僵化的封建教育体系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争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从而催发了新式学堂的创办，开拓了留学教育，冲击了科举制度，敲响了传统教育的丧钟，促进新教育制度的建立。

    其次，导致了中国人才培养目标、规格的变化。抨击以科举为中心的传统教育的空疏无用，导以实学、实效人才的培养。

    洋务学堂、新式书院以及其他新型普通学校的问世，从课程改革上冲破“道本器末”的原则束缚的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在人才培养目标、规格上的变化，培养出一批掌握西方实学、技艺之学的人才，用两广总督张树声的话所说：“优惟泰西之学  精锐思，独辟户  ，究其本质，不过相求以实际，而不相骛于虚文。格务致知，中国求诸理，西人求诸事; 考工利用，中国委诸匠，西人出诸儒..... 故今日之西学，当使人人哓然于斯世需用之事，皆儒者当勉之学，不以学生步鄙夷不屑之意，不使庸流居通晓洋务之名，则人才之兴，庶有日也。”(26)

    洋务派人认为要救亡图存，教育必须讲求实效，而昔日以科举为中心、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的旧教育培养出的人只注重八股、帖括虚文，而不能应付时务之急。所以洋务派所建立“西文”、“西艺”学堂 ，在于培养讲求实效的人才， 正如李鸿章在主持上海广方言馆的课程章程中所言：

    “今日士大夫之通患，莫大乎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毕生竭虑殚精，汲汲以求工于帖括，及至筮仕之日，则茫然罔有依据，盖学不求其实用，究不知所学何事也。兹建设广方言馆，苦心经营，立教之本意，无非储真才以收实效。”(27)西文西艺学堂之立，在于以西学为我所用，以应时务之急。　       

　    正是洋务派的人才培养目标、规格的变化，使得一批青少年得到了接受较正规较系统的资本主义新教育的机会，为中国的“清内患，御外侮”、“自强、求富”培养了大批人才。肄业于同文馆的学生担任外交使节，肩负着外交的重任。专业技术学堂的毕业生们则肩负着发展军事、机械制造等事业的重任，1873年春，中国人已能自已建造船身和发动机，这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伟大进步。水师学堂及武备学堂的学生则加强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增强了中国的防御能力。    再次，它在客观上动摇了“中学”的主体地位。

    如果说洋务派开设洋务学堂之初只是为了培养一批懂得近代知识的人才来为挽救危机四伏的清王朝统治的话。但是实际上的结果却是使他们始料不及的。由于中国缺乏谙悉西方科技的人才，大量的西艺课程毫无疑问地由聘任的各国洋教习所承担，洋务派为避免西方宗教、政治制度的影响，不允许洋教习们教授《圣经》，而是课之以四书五以等儒家经典。京师同文馆的教室里的一份布告中订有规则数条，明令禁止教授《圣经》，但后来被馆中提调所去掉，教习们和学生们谈到宗教问题，而且当教本中遇到有关问题时，也不再删去。到洋务运动后期，洋务学堂中的经史之学的位置明显下降，学生们的重视程度也发生变化。曾主持福州船政学堂校务的法国人日意格曾说：“船政学堂的学生充其量不过对传统的学术初具入门知识”，(28)而对于西方知识则专心致志，西学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学”则逐渐成为洋务学堂中成为具文。这种现象在洋务运动后期的学堂中很有普遍性。不仅如此，洋务运动后期的洋务派人士也接受了属于“西体”范畴内的“西政”之学的影响，逐步加蒙资产阶级启蒙者的行列。这时，“中体西用”的体与用已不再是洋务派最初所设想是那样，“用夏变夷”的初衷已不能实现。在客观上，洋务派的新学堂的开办促进了西方文明中深层的部分的引进及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为我国维新思想的孕育和维新运动的兴起起了铺垫作用。

    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教育原则，“以制器为先”，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促进了科学和生产力的进步，但由于“中体”的局限性，使洋务运动以阻碍科技进步、扼制社会发展而告终，但西学的引入使人们得以“洞见本原”，使洋务派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可以说“中体西用”的教育模式的从引入“西学”保存“中体”而展开，却以打破“中体”而结束。总之，洋务学堂教育其显著的进步意义载入史册。

 

 

注释

(1).(3).(21).(22)《洋务运动》（二）第31页、第7页、第35页、第38页。

(2)《肄习西学请奖折》，《李文忠公集.奏稿》（五十三）。

(4).(14).(15).(20).(26).(27)《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 辑 (上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1-73页，第186页，第13-14页，第73 -79页，第477页、第223页。

(5)《李文忠公全书》，奏稿，  十四，《筹议海防折》。

(6)《曾纪泽遗集》，第136页。

(7).(28)高时良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279页,第355页。

(8)《李文忠公朋  函稿》  十八，第22页。

(9)《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皇朝经世文新编》第六册。

(10)《洋务运动》（一），第312页。

(11)《郭嵩焘日记》（四），第107页。

(12)《海防要览》，卷上，《海防条议》。

(13)《筹洋刍议》，“变法”篇。

(16)《沈文肃公政书》卷4，第6-7页。

(17)张之洞《创办  省水陆师学堂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21。

(18).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33页，第158-189页，。

(19)徐启彤《洋务教育与中体西用模式》。

(2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47，第25页。

(2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47

(25)《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4-5页。